简介： 慕谐
绿色的道德主义和灰色的政治结果
已故德国哲学协会（Deutsche Gesellschaft fr Philosophie）的原会长卢博教授于1984年出版了《政治道德主义：对判断力的态度的胜利》。这部著作近年来在德语世界再次受到关注。书中吕博教授指出了现代政治的隐忧。也就是说，现代社会呈现出“以道德化的方式处理各种政治问题的倾向”。政治道德主义是现在德国政治的最重要特征，在对应难民问题、COVID-19的政策和气候问题中尤为明显。吕博将政治道德主义解释为“命令理性闭嘴”。通过将公共的议论感情化、道德化、“个人化”，合理客观的议论变得不可能。书中，吕博通过三个论纲给道德主义下了定义。关于政治道德主义如何影响气候和能源问题的讨论也围绕这三个大纲展开。
论纲一：“修辞的做法是从反驳对方的观点和意图转变为怀疑他的道德操守，不反驳对方的观点，而是允许自己拥有，允许对方表达，对这样的观点感到愤慨。”
在有关气候问题的讨论中，对对方道德遵守的疑问在气候活动家和气候怀疑论者的论战中普遍出现。气候活动家方面的一般做法是压制气候政策丑化的批判之声。怀疑论者被指控为“能源转换的掘墓人”、“气候变化否定者”，甚至是“气候犯罪者”。这些“王牌”的共同点是否定批判者的道德立场，从根本上否定他们。把怀疑论分类为否定主义，是给任何怀疑行动带来毒害的动机。因此，疑问论者并不是对特定的科学立场抱有疑问。相反，他们否定了“既定”的科学真理。科学冲突道德化的好处是不需要处理这些冲突。因为道德上宣判死刑的人们的观点是不可信的。因此，气候活动家理所当然地回避了对自己不利的观点。被指责为“气候否定者”的冰岛原首相冈罗格森，去年在格莱斯高就参加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6）期间的尴尬经历进行了谈话。有人说“没有争论的余地。因为我们已经过了这个历史阶段。科学是“明确的”，没有任何争论。一天的会议主要分为“议事日程的宣传”、“激动人心的讨论”、“专家的意见”三个重复模式
美国刑事司法和社会学的卡卢卡斯教授提出过“崇高动机的腐败”（Noble cause corruption）理论。这是为了避免相信这是一个重要的目标，削弱自己的论证。气候活动家对怀疑论者的道德污名化再次证明了黑社会的理论。不仅是气候活动家和一部分科学家，媒体也参加了这个“腐败”运动。无论是面对战争还是气候变化，很多记者都认为，出于崇高的动机必须“败北”。
冰岛前首相恩罗格森
2014年，根据德国媒体研究，很多记者认为，出于气候保护的动机，有义务主要报道气候变化的风险，对现有研究结果的不确定性持沉默态度。回答者中大约三分之二的人希望他们的报道能够突出政治和经济方面生态改革的必要性。因此，记者放弃了他们的调查职能和独立地位，成为了致力于气候保护政策的喉头，主要进行了批判的政策记述和单方面的危机言论宣誓。长期研究气候讨论的人类学者克劳斯先生指出，记者是气候活动家“顺从的秘书，把必要的事情写下来，印刷给了大众”。记者们之所以倾向于这种“危险的语言”，不仅是出于崇高的动机，危险的语言立场对他们来说是最安全的。灾害如预想的那样到来的话，危险的语言会对他们的预测有帮助。如果他们的预测失败了，就不会发生灾难。他们可以说，根据他们的警告，人们改变了他们的行为。他们的警告阻止了灾难的发生。因此，危险的语言可以避免“永远”的责难。这样的“预先设定立场的新闻”（Haltingsjournalismus）明显有利于政治绿党，加强了绿党自己给予的道德合法性。
气候活动家们夸张了气候变化的风险，隐瞒了气候研究的不确定性，成功地将所有怀疑论者污名化。后者的反击牢牢抓住了科学的不确定性。例如，《经济学家》杂志介绍了现在的科学家们需要使用超级计算机才能运行的高度精密复杂的气候模型，但实际上并不是“正确”，那个预测会带来很大的误差。无论是气候活动家还是政策制定者，他们对未来的警告都是基于这些无法验证的模拟。因此，怀疑论者的理由是，对于整个社会的颠覆性能源结构的变化，甚至对整个社会的重新设计，仅仅基于这些充满暧昧性的气候模式，就有着慎重与否的理由。气候活动家口中的“后续科学”（follow the science）并不是遵循“根据科学”，而是遵循“科学预测”。科学被“科学预测”所代替，使用了“伪造”科学的确定性（“单数”）来代替科学的不确定性。由此，推进从“单数”科学中导出的“单数”政治行动，给这样的“单数”科学和政治赋予了神圣的道德属性。如果谁都怀疑这种“单数”的科学和政治，不仅会被视为认知上的缺陷（反知），还会被视为道德上的大逆不道。
论纲二：“生活的一部分领域中现代文明所造成的负担已经超过了我们的收益。文明批判的做法不是解释这是受限制发展所带来的成本，而是支持某一历史哲学论点的依据。即现代文明是道德整体正如伊莎亚所喊的那样，“啊，犯罪的国民，背负着罪恶的人民”（伊萨1:4），前副总统阿尔·戈尔说，“我们美国人犯了罪。我们必须牺牲我们的舒适而忏悔。”。最后一天危机化的表现，披上了宗教色彩的外套，以讨论当今社会的气候问题。气候活动家们也为推进这个宗教化的叙事而高兴，自己偷偷地扮演了先知的角色。气候问题成为这个时代人类的最高义务，如果全部遵从这个目标的话，他们获得了隐藏的最高权力。气候是他们授权的主权者，只有气候活动家（绿党）才有政治解释这种气候主权的能力。圣经记载了大洪水以来人类的灾难史。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森林火灾、德国的大洪水、北半球异常的高温是气候活动家眼中的天启。（3）必须认识自己的罪过。伊莎亚生气地说。有人向他的宗族的长老和他的首领询问，耶和华是吃尽了葡萄园的果实的（伊萨3:14）今天，资本主义、消费主义文化、新自由主义等作为“罪”被汇总在气候危机的账簿上。换言之，解决气候问题和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可以永远解决所有棘手的社会问题。德国现在最为人熟知的气候活动家诺伊波尔前几天说，气候危机的根源在于权力结构、对男性女性的压迫、白人对有色人种的压迫、以及对自然的压迫。哈贝克认为，气候是通过废弃来拯救的，可以消除所有社会的差异。这就是绿党所设想的世界理想状态。（4）罪的救济问题。在气候活动家眼里，禁欲放弃是唯一的救赎之路——不能吃肉，不能住一间房子，不能旅行等等。德国现任卫生相劳特巴赫教授于2020年末，在德国的《世界报》上发表了一篇引起社会骚动的观点文章。本文中，乐天巴赫提到了“气候封锁”（Klima-LOckdown）。他说，我们最终可以用疫苗摆脱COVID-19，面对气候危机，我们没有疫苗。所以，只有通过封住脚来实现“救赎”。最近，罗特巴赫教授根据现在的COVID-19和气候危机的评价，提出了“紧急事态的常态化”（正规化）的构想。“到了紧急事态常态化的新历史阶段。我们今后一直处于紧急状态。”。COVID-19疫病爆发之初，意大利哲学家阿甘本对“滥用”的紧急事态的忧虑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和嘲笑。
气候活动家们看了“末日审判”，把所有的罪过都归咎于人类，特别是西方人的自私。但是，这样的逻辑有明显的缺陷。也就是说，气候变化是“人为”的产物（实际上，人类对气候变化的影响程度仍然是有争议的问题），这种“人为”不是道德缺陷和故意过失的产物。通过这样方便的归因，气候活动家容易制造假想敌，能得到感情上的满足。
化石燃料和化石燃料公司是这个叙事中最“无罪”的道德补偿羊。化石燃料便宜可靠，提供安全的能源，是人类进步的不可思议的引擎。他们把我们从繁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把我们的预期寿命延长了两倍，使一个又一个国家摆脱了悲惨的贫困。化石燃料公司之所以变得如此强大，正是因为他们提供了非常理想的产品（他们的利己和贪欲。化石燃料公司的老板们受到道德的拷问，相反，可再生能源公司的老板们的贪欲被气候活动家的过滤器自动过滤）因为我们所有人都得到了利益。无论是直接可见的形式（汽油、柴油、天然气），还是无数间接形式（水泥、塑料、钢铁、玻璃）。第三世界国家大规模建设煤炭发电站，不是为了在大气中排放更多温室气体，而是为了向经济提供可靠性和廉价的能源，让数亿人摆脱贫困。这次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冲突后，没有国家急于抢购“道德光环附着体”的太阳能电池板（在欧洲太阳光很吝啬的冬天不工作），真正可以住“不道德”的化石燃料的奇币。那是我们社会能维持驾驶的基本保障。
德国猴子大学学历史学教授贝林格在其著作《气候文化史：冰河期到全球变暖》中，阐述了对历史上小冰河期（14世纪到19世纪末）的有趣观察。长时间的骤冷导致了农作物歉收、持续营养不良、严重的饥饿。之后，通过农业革命，当然也有工业革命，当人类遭受气候带来的苦难时，为他们找到了持续的道路。在工业革命中，化石燃料无疑是灵魂，让人类在历史上第一次吃到了饭，穿上了衣服。讽刺的是，跨越了小冰河期的化石燃料，现在被气候活动家们称为导致人类毁灭的气候变暖的元凶。戈恩罗格森开玩笑说：“在COP26会议上，不仅要谴责工业革命，还要谴责农业革命吗？”。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社会和文明进步带来的负面结果是可以忽视的现象。但是，对于这些“副作用”用道德上的责难来处理是徒劳的。相反，需要认识现代社会的复杂性，在劳动分工和差别化的基础上建立，与自然环境之间也存在着多样的相互依存关系。这可能比把世界简单地分成“好”和“坏”更费力，也可能没有感情上的满足感，但却是合理解决气候这一复杂问题的基本前提。
论文纲要3“不是优化司法和政治经济制度，而是希望通过改善心灵道德状况来改变社会现状。目的是为了达到自身利益，促进满足社会共同利益。”。
此外，经济、能源、气候政策的失误也被证明。
而且，电动汽车、光伏、风力发电技术等道德上良好的技术在竞争中有掉落到低风的危险。
政治家们可以通过强行要求这些良好的“道德行为”来唤起人们的良好态度，但这种以道德为中心的观点忽视了这些政策的高社会成本和低效率（如前所述的减排成本和二氧化碳市场价格的比较）。因此，许多政治家和活动家都成功地将道德自我肯定继续下去，将理性气候政策的必要性转移到了气候政策上，这种倾向有可能通过主流媒体主导的积极态度来加强。绿党作为“德国所有政党中最道德的政党”尤其如此。气候经济学家索尔纳教授和普利茨博士说，“因为他们（绿党）将政治自我形象与现在的道德气候和能源政策相结合，所以不想批判地讨论气候政策的工具和目标”。这是唯一一条代表能源和气候政策的救济之路，对此毫无疑问。马格德堡大学的气候经济学教授威尔曼（Joachim Weimann）在他的论文《电动汽车和气候变化：巨大混乱》中，就传统能源汽车和电动汽车的碳排放比较分析了几位教授。有趣的是，气候活动家和绿党都是进步的多元文化的拥有人，他们为我们的政治讨论设置了绝对的二进制代码：真理和谎言，道德和不道德。长期从事能源研究的斯图尔特大学物理学教授（AndranThess）去年出版的著作《七个能源转换的童话》电动汽车也被认为是实现能源转换的“童话”。笔者并不是想举出这两个例子来说明，但是现在关于这两种不同类型的能源汽车的碳排放比较得出了明确的结论。但是，在制定政策时，绿党必须将这些经济和科学研究成果纳入公开讨论。然而，许多绿党的能源和气候政策在面对经济和科学的新证据时，却成了一个纯粹的愿望。“汽油和柴油的税率已经很高，向汽油征收二氧化碳税几乎不会阻止人们开车，但可以说会造成不成比例的潜在犯罪”。
“令人不快的知识”理论是不久前去世的牛津大学科学史教授雷纳提出的。无视“令人不快的知识”，因为政策的确定性是虚假的，所以认为是政治辩论的核心问题。某种程度上，我们不可避免地要把“不愉快的知识”从我们的认知模式中赶出来。面对复杂的世界，人们必须简化现实，行动起来。但是，如果政府机关不能将“不愉快的知识”纳入政策制定中，之后可能会出现严重的后果。这不仅关系到短期的政策结果，也关系到政府机关的长期可靠性。
政治学者默克尔教授
德国现代最重要的政治学家默克尔教授在去年的退休演说《21世纪的新危机、科学、道德化和民主》中，列举了当前民主社会巨大的被撕裂的主要三个要素：科学化、道德化和极化。无论是气候问题还是COVID-19危机，都认为现在的政策制定依赖于科学。政治科学化导致科学政治化，政治家们寻找“舒适的知识”，“基于证据制定政策，有可能根据政策寻找科学证据”。也就是说，政治家们在有特定的政治议程之后，引用了能够支持这个议程的科学证据。议程政治同时导致了“议程科学”（Agendawissenschaft）的出现。历史学家哥斯达斯先生对德语学界充满的“议程科学”进行了说明。“这种科学家的指导原则是用训戒代替论证而归纳的。通过道德上的中伤、社会上的排斥、制度上的惩罚这三种手段来实施的。这些手段显然和科学上的议论无关。因为用议程代替论证的人有意回避科学的构成要素是的。为一种现象提供最有效、最适合经验的解释。因此，这些手段显示了它们的作用。”正如波扬诺夫斯基在他的评论文章中指出的那样，绿党是德国最标榜学术和科学的政党，但他们正好是最反科学的。因为他们遵循的是“议程科学”。任何科学研究的结论，一旦脱离了绿党设定的道德框架，一定会被视为“令人不快的知识”而被去除。但是，这些“不愉快的知识”有可能为更高效、合理的气候政策提供科学的参考。因此，实际上谴责缺乏行动的绿党才是阻止气候变化的最大障碍。比利时的根特大学哲学科讲师波德利先生说，“这才是气候运动真正的‘不愉快的知识’。过去20年间，有效气候行动的主要障碍不是直面问题的“气候否定者”，而是气候活动家们。他们继续妖魔化我们最重要的高能，不受天气影响，易于调度的零碳能源。（这也正好是最安全、污染最少的能源）。
道德主义在气候等政治议题上发挥了负面作用，但道德不应该在现在的政治中发挥作用。1919年发表的著名演说《政治作为志向》中，德国社会学家韦伯提到过“信念伦理学”（Gesinnngsethik）和“责任伦理学”（Verantwertungsehtik）的区别。在他的区别上，信仰伦理和宗教有关系，神管理着所有的结果，但是责任伦理意味着人自己对行为的结果负责，叙述着“这两个之间存在极为深刻的对立”。在现代政治的上下文中，绿党所具有的道德主义也是信念伦理，他们陶醉于自己所编织的气候道德的浪漫情怀，以此心情孕育了他们的气候政策，但他们似乎并不在意其真正的结果。回到韦伯，绿党也许能摆脱道德主义的困境，恢复“责任伦理”，对气候政策的结果负责。正如韦伯所说，“信念伦理等于不负责任，责任伦理不等于没有信念的机会主义”。
的最后一部分
曾经最激进的气候活动家雪伦伯格（Michael Shellenberger）发表过一封颇有意思的道歉信。“我代表全世界的环境保护者，正式向过去30年间制造的气候恐慌道歉。气候变化正在发生。这不是世界末日。这不是我们最严重的环境问题。说这些话的话，我可能觉得我是个奇怪的人。我20年来气候变化很大。”活动家，我当了30年环保主义者。」虽然全球变暖是不争的事实，但气候对人的结局却没有判决。
另外，伯林格教授也说，人类文明在“温暖”的时代，发展速度要比“寒冷”的时代快。“这可能听起来有点无情，但作为历史学家，如果气候变得更暖和的话，也许比气候全体更冷更有利。”。气候变暖也许不是终结，但却是文明的助推剂。
当然，气候变化确实给我们的未来世界带来了更多的风险，但是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人类应对风险的工具和能力生活在“人与自然和谐”、“伊甸园”（气候活动家和绿党最喜欢向人们说明的，他们想让世界回到那个状态）的时代的人是无法想象的。气候活动家们夸张了对自然人类的威胁，轻视了人类的危机应对能力。近200年来，人类极端气候和自然灾害造成的死亡人数呈指数级下降。
面对“通贝里们”和“洛特巴赫们”提出的“禁欲性废弃”和“气候禁闭封锁”的处方时，我们必须考虑这些“治疗手段”是否比“疾病”本身差。应对气候问题的手段不能比气候问题本身造成更大的伤害。瑞士洛桑大学科学哲学教授埃斯菲尔德总结了世界长期COVID-19封锁的教训他写道：“弱化和分裂的社会没有应对危机的能力。个人来说，恐怖、恐慌、社会交际的限制、快乐的事情做不到，大大削弱了免疫系统对抗病毒的能力。”。“禁欲性废弃”、“气候禁闭封锁”、绿党所描绘的乌托邦式的“能源转换”，就如同人类社会的“免疫系统”削弱了应对各种危机的能力一样。原本就中性的“气候变化”，在真正的人类社会中会变成难以应对的危机吧。电子版Spird的政治评论部主笔奥尼尔先生将西方热衷于用各种各样的自我弱化手段解决社会危机的事情总结为“中产阶级的自我厌恶”。
最后，是适应气候变化呢，还是不惜一切代价进行抗争呢，我们必须再考虑一下。也就是说，是“归零”（碳中和）还是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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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朱凡
校对：张亮
